下辈子我可能变成一只鹰”—— 百年卡拉扬

马东东

赫伯特·冯·卡拉扬（1908-1989），他缔造了一个非凡的音乐帝国。

他曾集欧洲几大顶尖乐团和歌剧院的统率大权于一身。

2008年4月5日，是卡拉扬诞辰100周年。

音乐界将2008年定为卡拉扬年




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大事件年表


　　1908年4月5日卡拉扬出生于萨尔茨堡。卡拉扬的家庭并非音乐世家，但家人都热爱音乐。

　　1912年4岁的卡拉扬，开始跟随著名的钢琴教师弗兰兹·列德文卡（Franz Ledwinka）学习钢琴。

　　1913年在一次慈善音乐会上表演，这是卡拉扬的首次公开场合演出。

　　1916–26 年在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师从弗兰兹·列德文卡(Franz Ledwinka)，弗兰兹·绍尔和博尔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博尔哈德是卡拉扬学习指挥的指路人。

　　1917年1月27日，作为钢琴演奏家在萨尔茨堡莫扎特艺术大学首次公开亮相。

　　1926年在萨尔茨堡以一篇名为《热力学与内燃机》的论文从高中毕业。同年也从莫扎特艺术大学毕业。

　　1926–28年在维也纳技术学院学习，同时亦在维也纳大学音乐学院学习。

　　1926–29年在维也纳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同时也学习指挥。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扬的指挥教师亚历山大·温德尔(Alexander Wunderer)所执教的指挥班学生在维也纳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作为学生之一的卡拉扬在这次音乐会上完成了自己在维也纳的首次指挥亮相。

　　1929年1月22日，首次以指挥的身份在萨尔茨堡公开演出。4月19日，在萨尔茨堡节庆剧院里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

　　1929–34年受聘为乌尔姆市立剧院首席指挥，并出任莫扎特音乐学院国际基金会夏季课程指导。受邀担任维也纳交响乐团客座指挥。

　　1934年8月21日，在萨尔茨堡首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

　　1934–42年负责指挥亚琛市立歌剧院的音乐会和歌剧。

　　1937年6月1日，首次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1938年4月8日，首次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指挥莫扎特，拉威尔和勃拉姆斯的作品。9月30日，首次在柏林国家歌剧院亮相，指挥贝多芬的作品《费德里奥》。10月21日，仍然是柏林国家歌剧院，卡拉扬凭借指挥《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引起国际轰动，柏林音乐评论界齐声高呼他是“神奇的卡拉扬”。

　　1939年被任命为柏林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

　　1946年1月12日，在维也纳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举行二战后第一次音乐会，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音乐总监、英国爱乐乐团创办人华尔特·李格（Walter Legge）开始合作。协助筹办萨尔斯堡音乐节。

　　1947年10月，首次与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合作。

　　1948–49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亮相。

　　1948年担任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艺术总监，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并同伦敦的英国爱乐乐团紧密合作。担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副指挥，以及遍布欧洲和海外的许多著名乐团的客座指挥。此外，卡拉扬还在瑞士卢塞恩开设了指挥课程，并参加了卢塞恩艺术节。

　　1951–52年在拜鲁伊特艺术节上担任指挥。

　　1955年接替去世的富特文格勒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从1956年直至卡拉扬去世）。

　　1957–60年担任萨尔茨堡艺术节艺术总监。

　　1957–64年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并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进行合作。

　　1958年10月6日，与法国籍模特爱利特·毛瑞特（Eliette Mouret）结婚。

　　1959年柏林爱乐、卡拉扬和DG唱片公司著名的铁三角形成，首次立体声录音：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

　　1960年6月25日，女儿伊莎贝拉出生（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其教父母）。

　　1963年10月15日，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开幕音乐会（演奏了贝多芬第9交响曲）。以套装形式发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唱片，后来被认为是古典音乐唱片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录音。

　　1963–68年同DG唱片公司签订了独家合约。

　　1964年1月2日，女儿阿拉贝尔出生（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其教父母）。8月，被任命为萨尔茨堡艺术节董事会成员。

　　1965年自1965年开始，制作有关音乐会和歌剧的影片，卡拉扬亲自担纲指挥和导演；同法国电影导演亨利-乔治·克里左（Henri-Georges Clouzot）开始合作。

　　1967年由卡拉扬创办的萨尔茨堡复活节艺术节开幕，卡拉扬亲自担任艺术总监，在3月19日的开幕表演中，导演并指挥《女武神》。

　　1968年3月4日，获赠萨尔茨堡州州指环。4月4日，被授予萨尔茨堡市荣誉市民称号。4月8日，获DG金留声机大奖，被称为“令人钦佩和感谢的标志性人物”。8月14日，被任命为萨尔茨堡大学名誉理事。在柏林创立“赫伯特·冯·卡拉扬基金会”，用于鼓励对音乐的研究和科学性分析，同时，基金会也举办指挥家比赛，为年轻的指挥家们创造机会。

　　1969年创建“赫伯特·冯·卡拉扬基金会研究中心音乐实验心理学部”，作为萨尔茨堡大学心理学院的分部。8月31日，被卢塞恩市授予卢塞恩艺术奖。

　　1970年同DG公司签署了新的独家合约。

　　1973年创立萨尔茨堡圣灵降临节艺术节，并担任艺术总监。

　　1978年3月12日，获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6月21日，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979年作为由巴黎查理-柯罗斯学院所颁发的国际唱片大奖的一部分，所有卡拉扬在1978年间录制的唱片皆获法国总统奖。4月2日，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在柏林新建成的“国际会议中心”（ICC）落成开幕式上演出。5月17日，资助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基金会——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对神经心理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10月13日，被东京早稻田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1980年1月，在柏林推出首部数字CD歌剧录音《魔笛》，这也是他本人首次录音时选择的作品。八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协会授予他克莱门斯·克劳斯（Clemens-Krauss）金质奖章。12月7日，卡拉扬就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二十五周年庆典音乐会在柏林举行。

　　1981年4月15日，在萨尔茨堡复活节艺术节上作了名为“CD数字音频系统”的讲座。5月，DG唱片公司的“卡拉扬交响乐全集”发行，共计28张唱片，包含了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门德尔松、舒曼和柴科夫斯基的六套交响乐作品全集。7月27日，卡拉扬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内阁大楼被授予大特尔诺沃一等勋章，以嘉奖他在同保加利亚艺术家合作中的杰出贡献。12月1日，卡拉扬领衔柏林爱乐乐团首次在莱比锡的新音乐厅进行了演出。

　　1982年成立Telemodial公司，由卡拉扬亲自掌舵，旨在用视频记录卡拉扬的全部演出，藉此推出全新的“音频-视频”媒介，在这种新媒介中，卡拉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只有所有的设备都达到卡拉扬所要求的完美标准后，卡拉扬才会开始进行录制。二月，卡拉扬的妻子爱利特完成了她作为一名画家的“职业首演”：在卡拉扬推出二十五张一套、共二套五十张的卡拉扬画廊系列唱片上，每张唱片的封套都是用爱利特的画作为封面，这套包含了一百首曲目的唱片收录了从维瓦尔第到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的著名作品。4月30日到5月1日，指挥柏林爱乐一百周年庆典音乐会。6月12日，当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在汉堡进行巡演时，他的第一张CD唱片正式推出，曲目为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交响曲》。6月14日，卡拉扬在巴黎市政厅接受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颁发的巴黎市金质奖章。7月29日，卡拉扬所指挥的第一部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在萨尔茨堡艺术节上演，由利契亚莱莉（Katia Ricciarelli）和多明戈担纲主演。8月2日，第一场由卡拉扬基金会主办的音乐会（研究声乐之用）在萨尔茨堡拉开帷幕。10月，自1976年之后首次率柏林爱乐乐团赴美巡演，这次巡演获得巨大成功，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在卡内基音乐厅受到人们长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载誉而归。12月，萨尔茨堡州州长授予卡拉扬纪念匾牌，以感谢他以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身份，参与萨尔茨堡音乐节二十五年以来的卓越贡献。

　　1983年3月，英国伦敦皇家爱乐协会颁给卡拉扬金质奖章。4月5日，卡拉扬在萨尔茨堡庆祝他的七十五岁生日，萨尔茨堡州也借此机会发行纪念邮票以表祝贺。7月26日，萨尔茨堡复活节艺术节以全新制作的施特劳斯歌剧《玫瑰骑士》拉开帷幕（指挥与导演均为卡拉扬），这次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巴尔察（Anges Baltsa）、佩里（Janet Perry）、托慕娃·辛托（Anna Tomowa-Sintow）和莫尔（Kurt Moll）等人。DG公司将这次演出录制成唱片，并于1984年夏天发行。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卡拉扬国际音乐奖。稍后一段时间，卡拉扬宣布他同意每年为德国电视公司（ZDF）制作两场音乐会，由他执棒柏林爱乐乐团进行演出，并作现场直播，到1986年为止，但前提条件是，卡拉扬对音乐会掌握完全的控制权。

　　1984年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为DG公司录制的首张贝多芬交响乐作品全集数字唱片正式发行。其演奏的现场视频也由卡拉扬的公司Telemondial录制完成。

　　1985年2月，卡拉扬获得德国著名电视杂志《H——r zu》颁发的金镜头奖。4月2日，卡拉扬与DG公司签订了一份新的长约。6月29日，卡拉扬受邀于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面前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莫扎特的《加冕大弥撒》，这是圣城梵蒂冈在弥撒期间首次允许乐团参与其中，该演出亦由Telemondial作了录影，并向全世界进行了转播。8月，在纪念萨尔茨堡艺术节大会堂25周年的庆典上，卡拉扬接受了萨尔茨堡艺术节授予的荣誉指环。12月7日，卡拉扬庆祝了自己作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度过的第30个年头。

　　1986年1月25至26日，卡拉扬参加了纪念富特文格勒诞辰100周年音乐会。之后，在萨尔茨堡复活节艺术节上，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包括卡雷拉斯和巴尔察等众多明星在内的歌唱家，上演了威尔第的歌剧《唐·卡洛斯》，这场演出在欧洲许多国家进行了现场直播。6月，为表彰他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为萨尔茨堡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艺术节所做的杰出贡献，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基金会在雅典向卡拉扬颁发了奥林匹亚奖，卡拉扬将此次获奖的奖金用于选拔年轻有为的歌手。8月23日，卡拉扬首张莫扎特歌剧作品《唐璜》的唱片正式发行。

　　1987年1月1日，卡拉扬首次指挥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并进行了世界直播。5月1日，在纪念柏林建成750周年的开幕音乐会上演奏了莫扎特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6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在欧洲多国首都进行巡演，其中包括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10月28日，在新落成的柏林爱乐室内音乐厅开幕音乐会上，卡拉扬和安妮-索菲·穆特合作，演奏了维瓦尔第的作品《四季》。11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在西德的六个城市进行巡演，大获成功，好评一片。

　　1988年春季，为庆祝卡拉扬80大寿，DG公司发行了卡拉扬的“100部大师杰作”套装唱片，共计25张，所有的唱片封面均以卡拉扬妻子爱利特的画作示人。同时，一些卡拉扬录制于1938年至1943年间的早期唱片被DG公司首次以CD的形式重新发行，以庆祝这位指挥大师同DG公司合作50周年。

　　1989年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美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7月16日，在排练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时，卡拉扬因心脏病发在萨尔茨堡郊区阿尼夫的家中逝世。终年81岁。



1955年，卡拉扬驾鹰外出（Keystone 提供）

　　整理与摘录：Rogerius

　　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摘录自《卡拉扬传》(美)罗杰-佛汗著

　　个别地方有所改动


　　一、卡拉扬是如何接手柏林爱乐乐团的

　　卡拉扬说，自从他1938年4月9日首次指挥柏林爱乐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为供他指挥的乐团。他自小长大就听的是一流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它的高水准乐音使他树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标准。后来，当他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在乐坛起步时，指挥的是学校乐队，其后是德国各小城镇的剧院的小乐团以至小乐队，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干。站在指挥台上他总不满意，脑海里回响着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乐音。后来指挥柏林爱乐，他才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找到了由汉斯"冯"彪罗、阿图尔"尼基什和富特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还更高的乐音。而他独踞柏林爱乐的雄心则过了将近二十年才变成现实。一来，富特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嫉妒得要命，除偶尔一点机会外，老人完全不让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二来，卡拉扬下赌注似地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了他不停追求的艺术生涯。

　　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1954年11月30日傍晚，他和安德烈·冯·马唐尼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马唐尼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富特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卡拉扬说，柏林爱乐的经理在富特万格勒去世前就与他接触。在临时受命率领乐团赴美演出期间，乐团选举卡拉扬为他们的新音乐总监。返回柏林后，这一任命得到了参院的批准。接下来便是合同之争。“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拥有选择经理的权利，”卡拉扬说。“他们说哪怕是富特万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权。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因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万格勒的合同副本。我还对他们讲，合同必须写明我这音乐总监是终身之职。除非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我才可能全副热情地投入工作。我还说，要是他们觉得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99年也成。这对他们来说是破天荒，他们从来还没有签过什么‘终身合同’。磨了12年合同一事才最终达成协议，所以在乐团工作头12年我根本就没有合同。我等待着，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实现。”


　　二、卡拉扬与柏林爱乐的关系—锤子与钉子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两者的名字已融为一体。英国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有人曾问小泽征尔他认为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25年。”这一奇观的又一反映是团员的收入，柏林爱乐团员们的报酬比全世界任何乐团都高。他们的工资本来就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10%到15%)，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特别演出(如复活节音乐节，报酬甚丰)、教课、演出独奏等不一而足；还参加各下属音乐组织，以他们响当当的名气为其增添份量。仅柏林爱乐内部就有13个组织：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重奏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组、团演出的票房情况都非常之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1977年，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另一方面，柏林爱乐一位小提琴家说：“指挥同演奏者的关系有如锤和砧，一个敲打，一个被敲打。批评界说卡拉扬从来都要求不遗余力，对团员们、对他自己都是如此。可是挨打者又怎么坚持得过打人者呢！”所以，在堂皇的外表之下，几乎整个音乐圈都弥漫着一丝潜藏的苦涩，这苦恼也是音乐家们沉湎于自我幻想的原因之一。而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促成矛盾产生的因素就更多了：它的名声、它的世界级形象、团员的高收入、个别人的劣行，还有团员们家居西柏林这一客观事实。演奏者们被称作“团员”不是“工人”，是颇有道理的。在舞台上，团员们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一个个看上去挺有修养，挺有学者、艺术家的风度，再加上钢铁般的纪律性和孜孜专注的职业精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而在平时，甚至在排练时，他们却像孩子般调皮而任性，跟世上别的音乐家——无论是摇滚乐、乡村音乐还是古典音乐的音乐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要不就漫不经心地弹奏，要不就说说笑笑，相互用琴弓敲敲打打，用管乐器朝别人喷唾沫星子。他们像顽皮的学生，只要指挥一转身，便想方设法弄些花样翻新的恶作剧。卡拉扬使柏林爱乐保持良好的纪律秩序，然而就是如此声名卓著的乐团也不例外，调皮捣蛋的现象同样存在。“卡拉扬显然要用强硬的一面来训导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高尔韦在他的书中写道：“因为这是由一个个神经高度紧张的人组成的乐团，而每个人又都各持己见。”卡拉扬有他强硬的一面，而且多年来也曾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这一点。就跟他之前的富特万格勒和卡尔"伯姆一样，他在管理、训导乐团团员方面也是个传统的铁腕派。这也是发生问题的部分症结之所在。卡拉扬是铁腕传统的最后代表，如同在逆水行舟。而从团员方面来讲，同他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根由不仅是几代人之间的隔阂，还有卡拉扬必然行将谢世这一事实在他们心中引起的焦虑。1981年夏天，卡拉扬满怀自信地对我讲，他还有十年时间去推动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毫无疑问，那该是他可能继续干下去的极限了。就跟任何独资企业的情形一样，眼看老板垂垂老矣，雇员们就开始各做打算，或者至少是心存忧虑。父亲/偶像就快去世了。而他死后，“柏林爱乐”也许会有所改变，但仍将是一个伟大的乐团。就像所有面对垂危父亲的儿女一样，团员们开始心生忿怨。

　　卡拉扬的学生，奥地利指挥家库恩谈起卡拉扬时，景仰和轻蔑交织在他心头，像一片旋流中的落叶般无法自已：“他与众不同。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从事那些工作。他的自我中心意识那么强烈，头脑是那么聪明；他运用他所拥有的所有巨大权利来办到他所热爱的事情。我之所以强烈地批评他，他的生活、他的个性，那是因为我热爱他渊博的音乐知识和他的指挥艺术。我所学到的指挥艺术百分之八十来自于他。但在跟了他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发觉自己多少有点蠢，感到汗颜，难为情。我开始发现他就像是位教父，他的性格缺点纷纷暴露在我眼前。我认识到他只是个生活中离不开音乐的人。当初的英雄崇拜开始淡化，就像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明白自己的父亲同样是普通人，同样难免犯错误一样。我有必要把他这个人和他的音乐区分开。但我不能不肯定地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而且是最后一个，是1850年开始于彪罗的这一时代的终结者。他强大的权力以及他容不得不同意见的暴君似的态度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在事业上是排他的。这使他强大，同时却又孤独。瞧瞧他那张老脸，那是一张孤独的而不是快活的脸。如果你不打算去热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活着仅仅是为了获取权力，那么这就是你将会得到的回报。”

　　柏林爱乐一位资深团员如是说：“跟一位独裁者打交道，要么全不买他的账，让你陷入纷争，要么实话实说。”这位先生承认，在许多事情上乐团是对不起卡拉扬的，弄业余室内乐团就是一例。“我们这方面做过一些大错特错的事，这不假。但他威胁我们，我们要是屈服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权利(那是乐团的顶梁柱)将毁于一旦。这个乐团建于1881年，是由五十位不愿屈从于指挥和经理部门的独裁统治的团员创办起来的。他们制定了民主章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音乐总监是位有名有势的明星就放弃我们的传统。他总是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也太过份了。我们需要有一份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章程，包括选择团员、独奏家的办法等等。卡拉扬对我们说：‘你们还要什么？要不要投票决定我该怎么指挥？’舞台上没有民主，但在台下，我们至少应享有在校学生那样的民主。他拥有的权利过大，绝不能再这样了，被他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瓦格纳。”詹姆斯"高尔韦在柏林爱乐演奏几年后，认为团员们是“难以对付的一帮”。他们报酬丰厚，受人羡慕，备受尊敬。作为团员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过强了。这种情形可以说不少是卡拉扬造成的。卡拉扬的老友迪克"伯特拉姆回忆说，六十年代，卡拉扬对待团员们的一些做法叫人吃惊。“外出演出，他坚持让大家住最高级酒店，还鼓励他们穿著名牌服饰。是他在帮他们充气，让他们更好地树立起个人形象。”

　　在排练中卡拉扬又是什么态度呢？一位团员讲，他确信卡拉扬是真诚喜欢他们的，他对乐团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这其实是一种职业修养”，这位合伙人说，“在表演艺术中，你必须善于和资质平平的人合作，从而获得良好的演出效果。卡拉扬知道怎样做。换了托斯卡尼尼，他会骂那些团员是蠢猪，大发一通脾气，把弦乐部统统换掉。卡拉扬却采取积极的态度使问题得以解决。他知道他无法改变团员，他只能善用他们。”


　　三、卡拉扬与其他指挥之间的故事

　　1.卡拉扬与托斯卡尼尼

　　卡拉扬一贯宣称对自己指挥生涯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托斯卡尼尼，另一个是富特万格勒。卡拉扬与托斯卡尼尼初次接触时才15岁，他说：“托斯卡尼尼在斯卡拉干了8年，这是他最辉煌的时期。但他离开时总经理却暗自庆幸。有一回他指挥排练《唐乔瓦尼》整整排了三个月，彩排都过了他却突然撒手不干了，说‘这戏没法上’。不过对我来说，他却像月亮一样高不可攀。他是个巨人。据我所知在唱片灌录上他也算是开山鼻祖。我跟他相识是在拜鲁伊特(当时我在乌尔姆工作)。他正指挥演出《唐豪瑟》。演出之完美令我惊叹。在当时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回到乌尔姆，作为新演出季的开场我也指挥了《唐豪瑟》。站在乐团面前，我脑海里回响着托斯卡尼尼指挥出来的音乐。”

　　“托斯卡尼尼致力于追求乐音的完美，追求表达的精确。富特万格勒则在各方面都跟托斯卡尼尼截然相反。托斯卡尼尼非常严格，富特万格勒却非常自由。富特万格勒指挥歌剧并不出色，他从来就不具备统帅歌剧演出的技艺。但他指挥古典时期音乐的才能却非常杰出。指挥古典时期交响作品他是最棒的。他善于让乐团与自己之间达到相互沟通，从而使双方共同投入音乐创造之中。托斯卡尼尼是个独裁者，要是他在指挥中表现欠佳，他会责怪听众没有进入状态。瓦尔特"列格曾说，在托斯卡尼尼指挥下，任何作品听上去都仿佛是罗西尼写的。托斯卡尼尼的知识从何而来？来自地方上的乐队中午在街头广场的演奏。那类演奏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我很幸运，从小听的都是高水准的演奏。托斯卡尼尼从未真正了解贝多芬的作品。他指挥《第九交响曲》不失正确，但却是蛮横的，某种东西给失却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还是咬牙搏斗到底。”

　　2.卡拉扬与富特万格勒

　　卡拉扬一贯宣称对自己指挥生涯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中的一个是富特万格勒。

　　卡拉扬最爱讲富特万格勒的一个笑话是：“一次富特万格勒演出迟到了，他一边急急忙忙地冲进音乐厅，一边问神情愕然的引座员：‘他们都开始了？’”卡拉扬说：“富特万格勒最爱用的一个词是“是又不是”，因为他总是拿不定主意。我接手柏林爱乐后，一位原先跟富特万格勒共事的首席小提琴手曾跟我讲起过富特万格勒指挥的一次演出。当交响曲奏到一处节奏缓慢的过门时，富特万格勒目光忧愁地望着这位首席小提琴手，因为他讨厌给示意继续的手势。于是这位小提琴手便径自奏了下去，他说当时富特万格勒的眼神看上去如释重负。他不愿意音乐太过清晰，惟恐失去了想像的余地。他要求的音乐非得如雾中看花，迷离朦胧不可。”“有人问过柏林爱乐一位团员，在富特万格勒手下演奏，他们怎么知道当于何时开始？那人回答说这很简单，只要看见富特万格勒在台侧一露面，团员们便默数节拍，数到第四十拍便只管开始。”

　　3.卡拉扬与伯恩施坦

　　卡拉扬邀请过伯恩施坦来萨尔茨堡指挥。他俩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龄相仿，分别称雄于大西洋两岸，因此除了互相防范外，应该说很难有什么交往。

　　关于为什么卡拉扬要邀请自己的敌手，一种揣测是，卡拉扬是想向伯恩施坦表示自己并非一幅病残模样。也有说法认为更像是卡拉扬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并未被他唬住。

　　4.其他

　　柏林爱乐乐团可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由别的指挥率领灌录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扬选定曲目，而且看来唱片公司所请的指挥都是卡拉扬认可的，如里卡尔多"穆蒂、克劳迪奥"阿巴多、小泽征尔和詹姆斯"莱文等都得到过他的扶掖。他们全都受到他的邀请参加过萨尔茨堡音乐节。


　　四、卡拉扬的音乐哲学

　　1.论指挥

　　卡拉扬解释指挥：“指挥真上一种神秘的体验。进入佳境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做什么。我的双手已经过了三十年的训练，已从我的感觉之中独立出来了。他们会自发地挥动，音乐便如流水般滔滔涌流。能够让自己融入音乐的意韵实在是妙不可言。你的指挥完全是自然而为之，欲罢而不能，直至你完全忘记这是你的手在挥动。而与此同时，倘若哪个歌手出了错，你不会忘了予以纠正，而且是瞬间做到，无人觉察。要是某个管乐手在吹奏一个长段时，音乐进行的速度突然快了起来，那是我令他们加快的，因为我感觉出他快接不上气了，便让他吹得快一点。第二天他来对我说：‘昨天发生的事真叫我难以置信。’我回答说：‘我钻进你心中啦。我感觉到你气紧了，那个乐段眼看要不连贯了，所以加快了速度。’这就是你与演奏者之间的沟通，很难用言语解释得清楚。”“无论我们干什么，总是学无止境的。所以我总是寻求能给我以教益的人为伍，不管是医生、科学家，还是普通朋友，只要较之我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是我的老师。你知道我总是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其实只要发现谁比我强得多，我会甘作奴隶。”

　　间或也会遇上一些反对意见，使他感到踌躇。一次，他在自己的圣特罗佩别墅谈论音乐时，曾对指挥家作如下定义：“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长着九颗音乐脑袋和十二条音乐家的臂膀。他是音乐的使者，是音乐界的祭司，是和平与美的使者。千万人崇拜他，其余的人则谴责他是独裁者、无耻地以音乐谋取权利，一个骗子。历史上曾有哪种职业，像指挥家这样受过如此截然相反的对待？惟有宗教主义的盲目狂热能与之相比。”“这是艺术创造的一种独特的体制：一个人被赋予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总管一切，包括演员、歌手、预算、计划和节目。别的任何领域里哪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几乎别的所有行业里，领导也得受制于人，诸如委员会、董事会、监察员、工会等，都有权使事情受到控制。一个人受到如此信赖，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是最后一遭了。当然，这种领导原则也有其弱点。希特勒不是自称为‘元首’吗？所以这个词也有招人讨厌的一面。这是个令人生疑的词。当人们意识到某人要按他的遗志行事时，他们就常会变得多疑。领袖——独裁。如今，表达自我的强烈意愿往往容易招致批评。人们似乎不敢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并靠自己的实力去实现它。但在纯艺术领域这种原则是有价值的。必须有一个人表达意见，否则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之作产生。”

　　为艺术尽心竭力和“一人掌权，一人说了算”的哲学是卡拉扬班子的核心。

　　2.论排练

　　卡拉扬对排练的作用有一套见解。“每场排练都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进展”，他说，“指挥应懂得怎样使每一次排练取得进步。在排练结束时如果我们有所收获，心情就特别舒畅。如果尚未协调便宣告任务完成，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就会在团员中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对团员们讲：“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我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正如范"达姆所说，卡拉扬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指挥大场面(如交响乐团或剧团)所感受到的愉悦。除了中国大陆那种在体育场进行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外，没有哪种演出会像音乐会那样，有如此众多的表演者(乐团团员)听令于一个人的指挥。哪怕是较小的乐队而言，指挥都具有独裁性，那种乐团再加上合唱团多达两、三百人的演出团体就更不待言了。前面已经提到，卡拉扬的气质非常适合这种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时候他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是有一种志得意满的心情。

　　3.论音乐与科学

　　卡拉扬重视科学，但他说音乐并非一门科学。“曲谱只是提供给我们暗示，我可以用同样的速度演奏同一首曲子，一遍显得仓促，而加一遍却恰到好处。巴托克是个讲究精确的人。在写《管弦乐协奏曲》时，为确切地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他以秒为单位在谱上标明了时速，例如从某处到某处需35秒。有一次，我指挥一些学生将这部协奏曲的一个乐段演奏了两遍。我处理时全作了改动，但两遍演奏下来不多不少刚好是35秒。有人说托斯卡尼尼是对的，因为他完全是按照作曲者所写的指挥。这简直是胡说。”

　　“海森堡是德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是‘研究’这一行动本身就会使你的研究对象，比如原子、分子发生变形。譬如你要研究一团雪，于是你将它握在手中，而就在此刻你手掌的热能业以使它发生了变化。同理，你掌握了一个乐曲，再把它交给乐团，在这些行为过程中它也会发生变化。一个人除非同意这一观点，否则他就欣赏不了音乐。”

　　4.论节奏

　　“音乐有他自己的呼吸。歌德有首诗讲到呼与吸的对比。吸气给你压力，呼气则使你放松。诗中说，生命多美妙，它是呼与吸的混合；感谢上帝，它让我们感到压力，又让我们得到解脱。瑜珈功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就立足于气息吐纳的节律变化。至于音乐，它就如潮水，有着自然的涨与落。谁要是把握不好速度，那我是无法忍受的。遇上这种情形我会变得让人受不了。我生来就讲究自然节奏。为更准确，我甚至借用节拍器。

　　5.论其他细节

　　“就连乐谱印刷版本的不同也会使音乐发生变异。有些演奏者总是使用最老的版本。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分辨上面的音符的。有时他们也会抱怨。有一个例子，维也纳爱乐的团员们抱怨一些老乐谱看不清楚，我便给他们换了新版本。新谱印刷精美，非常清晰。结果，因为新谱给予他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觉印象，团员们完全茫然了，连每次演奏的停顿都变了。我对他们说：‘别忘了你们已依据旧谱演奏了许多年。你们的祖辈、父辈都用过它。你们曾依据它表达过你们的所有希望、绝望和你们的爱。这一切都寄托在那谱上，你感觉到的是一个丰满而完整的形象。而现在，你们第一次面对这黑白分明的新谱时，这一切便都荡然无存了。”

　　“一次在排练一部贝多芬作品时，每次奏到某一个地方时速度就变快了。于是我让他们把乐谱给我瞧瞧。原来排印时为便于分段，有几个音符挤着排在这一页的末尾。原来问题就出在这小小的视觉上。印刷效果使音乐效果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6.论瑜伽功与禅学

　　“从某种意义来讲，乐团和我在工作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于所演奏的作品，我们都把意念集中在同一个谜，即它的要旨上。每次排练我们都集中注意这个谜。我们接受它，就像天主教徒接受奇迹剧一样：‘我相信它，因为它难以理喻’。最后，当我们的注意集中到同一个焦点上时，另一种东西活起来了。我们都能感觉到它。就像乘飞机一样，是飞机让我们飞升了起来。”“我们说‘我射击’，‘我动作’，佛语则讲‘法力使射使动’，‘法力’是我们得以仰仗的主宰万物之力。你只须驱动它，然后就任其自行发挥。当我不再念念不忘自己是在‘创造’音乐时，我便知道我所追求的效果已自然达到。”“在经过精心准备的任何一场音乐会中，我已经不再听见音乐，我只是让它焕发生命而已。我自己已完全溶入其中了。每场音乐会都是一次神奇的体验，让人心醉神迷。你从自己、或者你自以为是你自己的什么东西身上游离了出来。你不再能够指挥它，它是上苍的一种恩赐。”

五、指挥的个性---卡拉扬与萨巴塔的一段指挥花絮

　　大多数人认为，“作曲者怎么写就怎么指挥”是托斯卡尼尼的特点，“我有一位了不起的朋友，维克多"德"萨巴塔(也是马泽尔的老师)，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指挥家，”卡拉扬说，“我在斯卡拉歌剧院时，他常来听排练。那次我正排练《唐豪瑟》，到一个合唱段我让乐团继续演奏，因为我想去后面听听效果，维克多当时正坐在厅里，他做了一个非常优雅的手势，上台接替我继续指挥。瓦尔特"列格也在场，后来他告诉我说，那是一次最为有趣的体验。维克多无疑是位伟大的指挥家，从他接过指挥棒那一刹那，音乐就起了变化。而他并未说片言只语，全凭他展示在乐团面前的个性特征。音乐的整个特质都变了。姑不论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这无关紧要；反正是截然不同了。”

　　“我说我现在明白个性影响的含义了。当然，因为他指挥那个乐团已达25年之久，已形成他自己的总体音乐风格，所有音符的组合无不打上他的风格的烙印。所以他一接过指挥棒，团员们抬眼一瞟，便自动按照他的指挥风格演奏起来。从那以后我总讲，讨论何为音乐真谛是没有什么用的。既然我们信任某人让他指挥某个作品，我们就必须理解他是在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指挥。”


　　六、近乎专业的滑雪、赛车、帆船运动员与优秀的飞机驾驶者---业余生活中的卡拉扬

　　卡拉扬酷爱运动。对登山和摩托车运动的酷爱，使他年轻时曾出过几次重大事故。他不仅挺了过来，而且毫无畏惧地继续投身于潜水、滑冰、飞行、滑翔、滑雪等运动，终生未辍。54岁了他登还上了勃朗峰滑雪，对此他甚感自豪。“那是我一生中身体最棒的时候。”

　　1982年，卡拉扬参加了一次从法国土伦至意大利圣雷莫的航赛，最后赢得了比赛。海上几乎无风，待在船上又热又不舒服。大部分赛程中，卡拉扬都只穿一件泳衣，但他过得非常开心。不驾船也不想打盹时，他便坐在船尾讲故事和笑话跟船员们逗乐。有时则翻阅各种各样的船用电子设备手册。机械和电子装置总是那么令他着迷。卡拉扬从事运动不是闹着玩的，而是在工作。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要完美，不论是在指挥台上还是在赛艇、汽车或飞机的驾驶座上。完美就是他的快乐。不管是在驶船、开车还是开飞机，他都是专心一致，颚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不允许谁来分心。

　　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也同样自豪，在同他一道飞行之前，我听说那会是吓人的体验。其实却恰恰相反。卡拉扬是位挺棒的飞行员。有回我坐他的飞机，他曾以令人赞赏的技术在变化不定的侧风中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慕尼黑机场。他最为骄傲的是他那架“德索尔德”喷气飞机，以及在这架飞机的制造厂接受的两个星期高难度训练。“他们半夜三更把我叫起来，把我塞上飞机，然后要我在一片黑暗中将它降落在跑道上。”

　　最让卡拉扬自豪的还数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他认为音乐方面的成就与他的才能相符，乃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早在意料之中。但他最乐意的是与体育运动者为伍。令他自豪的还有他的运动装备。他的飞机具有战斗机的特点，他说，他认为他的汽车和船也是最好的，不过言外之意是：因为是他所拥有的，所以它们成为最好的。他接受过几个月驾驶直升机的训练，经历了掌握新技术和原有自信心之间困难的协调过程。


　　七、钢琴与酒杯上的完美控制力---卡拉扬的自我控制能力

　　1.钢琴上

　　卡拉扬在西德多特蒙德的马克斯"勃兰克学院做过一个实验。先选定任意一个速度，比如说每分钟86拍。然后在钢琴上先后用四分音符、三连音、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各奏一遍，末了再回头用四分音符弹奏，看看是否仍保持原先的速度。现在，每个乐团都做这个测试，结果奏到十六分音符时都比原定速度快了百分之十至二十。要经受住这个检测是很难的，错误率可以高达百分之三十，而卡拉扬只快了百分之二。

　　2.酒杯上

　　EMI制作人瓦尔特"列格的回忆道：“……维也纳爱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苏联人已下令禁止卡拉扬登台，音乐会也取消了。我赶紧给卡拉扬挂电话，说这消息遗憾之至，问他是否愿意跟我共进午餐，我们好好谈谈这事。卡拉扬说很抱歉，他正要睡觉，但下午四点可以见我。就这样，下午四点我感到了约定的地点。我知道当时维也纳物资供应奇缺，特地给他带去了一瓶威士忌，一瓶杜松子酒和一瓶雪莉酒。多年后他告诉我，那晚我走后，他把每瓶酒各分成30份，从第二天起的90天每天享用一份，当晚则尝都没尝一口……他这个人就是如此，意志如钢铁般坚强……”


　　八、卡拉扬的“来生”

　　“我喜欢看鸟儿翱翔”，卡拉扬说，“我喜欢它们翱翔中表现出的和谐之美。从翱翔中它们也得到了欢乐。我敢肯定，它们翱翔不仅只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得到了飞翔的乐趣。它们白天在山间盘旋，夜晚回动物园栖息，因为那儿更安全。我驾机翱翔时每当我乘风直上它们就挺恼火。他们恨我。”卡拉扬顿了顿，凝视后一笑：“我曾想过，下辈子我也许会变只鹰。”



1958年1月17日，卡拉扬在金斯威大厅录音（Erich Auerbach 提供）


　　1954年富特万格勒谢世。谁作为他的继任者成了热门话题。在所有候选人中，卡拉扬的位置最有利。汉斯·克纳佩茨布什无意担任终身职务；埃里希·克莱伯因为曾在柏林“苏区”工作过而使人们对他的兴趣锐减；时任汉堡爱乐指挥和拜鲁伊特首席指挥的约瑟夫·凯尔贝特(Josef Keilberth)又因年纪太大而难于被列作认真考虑的对象。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1945年，一个名叫列奥·博查德(Leo Borchard)的人承担了重建柏林爱乐的重任。他死后，一个名叫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凯(Sergiu Celibidache)的一流指挥接手领导乐团，直到1952年富特万格勒返回为止。切利比达凯是罗马尼亚人，是同卡拉扬竞争这个职位的强劲对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干和吸引卖座率两方面都足可以与卡拉扬匹敌。但他也太过轻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万格勒墓前语出不敬，说富特万格勒死得及时，因为他实际上丧失了听力。富特万格勒遵医嘱曾服用麻醉药物，确实影响了听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乐圈，切利比达凯的言辞难免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何况卡拉扬占国籍之利，又有维也纳、柏林、萨尔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1955年访美演出美方主办者的支持，使他终于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这份工作。

　　卡拉扬说，自从他1938年4月9日首次指挥柏林爱乐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为供他指挥的乐团。他自小长大就听的是一流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它的高水准乐音使他树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标准。后来，当他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在乐坛起步时，指挥的是学校乐队，其后是德国各小城镇的剧院的小乐团以至小乐队，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条好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站在指挥台上他总不满意，脑海里回响着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乐音。后来指挥柏林爱乐，他才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找到了由汉斯·冯·彪罗、阿图尔·尼基什和富特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还更高的乐音。

　　而他独踞柏林爱乐的雄心则过了将近二十年才变成现实。那是动乱的、前景难卜的十多年。一来富特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嫉妒得要命，除偶尔一点机会外，老人完全不让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再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政治给欧洲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浩劫，使音乐、艺术乃至整个文明生活几近停顿，就算说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扬下赌注似地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了他不停追求的艺术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他谈及指挥家的教养，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都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1954年11月30日傍晚，他和安德烈·冯·马唐尼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马唐尼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富特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8岁。当晚从维也纳发来一份电报，没有署名：“国王驾崩。国王陛下万岁。”

　　忙忙碌碌的联络交涉开始了。“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卡拉扬回忆说。

　　卡拉扬说，柏林爱乐的经理在富特万格勒去世前就与他接触。“当然，他对富特万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鉴于富特万格勒行将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绸缪。万一等到最后一刻而我又不能应聘，那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所以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乐团？’我答应了他，但嘱咐他不要声张。”

　　“事实上，在富特万格勒去世的当晚和次日凌晨两点，我曾接到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顿斯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想让我知道，富特万格勒同哥伦比亚公司签有率团访美演出的合同。他说，若要继续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挥，否则他将宣布该合同取消。我的答复是，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我为富特万格勒的继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能以试用的身份，而只能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赴美。”

　　“他们说：‘那当然，那当然。’于是我就去指挥乐团排练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许诺显得有点像是谎言。柏林参议院的成员又没聚齐。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这个职位，可他们说要看我访美演出的结果再做定夺。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这份工作。所以我给柏林市长鲁伊特挂了个电话。他并不能任命我，任命权在参院，但我向市长建议就访美一事开个记者招待会，请他在招待会上当中向我提问，问我访美归来后会不会接手乐团。我们照这样办了，他问我时，我回答非常乐意。有时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险。”

　　“还有，我必须让自己从斯卡拉歌剧院的合约中脱身。我们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纳的《指环》的。要得到柏林爱乐，这头就得放弃。于是我去见了总监。我告诉他只要他说声‘不’，我就绝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对他说；‘如果你放我，我会感激不尽。不让走，这事就算忘掉，我仍将信守我们的合同。’他说这是终身难逢的机会，于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间，乐团选举卡拉扬为他们的新音乐总监。返回柏林后，这一任命得到了参院的批准。接下来便是合同之争。“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拥有选择经理的权利，”卡拉扬说。“他们说哪怕是富特万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权。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因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万格勒的合同副本。我还对他们讲，合同必须写明我这音乐总监是终身之职。除非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我才可能全副热情地投入工作。我还说，要是他们觉得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99年也成。这对他们来说是破天荒，他们从来还没有签过什么‘终身合同’。磨了12年合同一事才最终达成协议，所以在乐团工作头12年我根本就没有合同。我等待着，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实现。”

　　于是，卡拉扬同柏林爱乐间的“恋爱”大功告成。争论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贞和互敬让位于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音乐圈内的事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这“婚姻”美满地持续了下来。算起来，卡拉扬同柏林爱乐已联手度过了28个辉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会把它收入自己的记录。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两者的名字已融为一体。伟大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有人曾问小泽征尔他认为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25年。”

　　这一奇观的又一反映是团员的收入，柏林爱乐团员们的报酬比全世界任何乐团都高。他们的工资本来就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10%到15%)，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特别演出(如复活节音乐节，报酬甚丰)、教课、演出独奏等不一而足；还参加各下属音乐组织，以他们响当当的名气为其增添份量。仅柏林爱乐内部就有13个组织：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组、团演出的票房情况都非常之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柏林爱乐十二人大提琴组还于1983年出了一张《披头士歌曲选》，这是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唱片。他们跟别的演出小组一样，生意应接不暇。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卡拉扬与乐团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性部分。不过也并不总是那么严重。1977年，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1962年4月6日，指挥中的卡拉扬（Erich Auerbach 提供）


　　对于乐团拒聘梅耶，卡拉扬最初的反应是愤慨。若是他们不识货，他恨不得揪住他们的头让他们瞧个清楚。他曾写过一封信，一方面承认乐团们有考核和决定是否接纳求职着的权利，一方面宣称自己绝不同意他们的判断，并宣布了他的惩罚决定：除规定的每年六轮演出外，电视演出、灌唱片、旅行演出和音乐节演出通通取消。他恨不得饿死他们。1983年秋，事情又有了转机，梅耶仍在乐团演奏，这当然使卡拉扬感到满意。但彼得·格尔思仍在经理的宝座上，这又轮到团员们不满意了。格尔思等于是卡拉扬、乐团和柏林市政府三方之间的中介人，而在梅耶的问题上他是明显地站在卡拉扬这一方面的，团员们恨不得拧下他的脑袋。许多团员原以为答应梅耶试用一年，格尔思就得滚蛋。格尔思的继续在位显示了卡拉扬的忠诚：毕竟他曾帮助卡拉扬寻出了留用梅耶之途。这同时也是一种权利的显示，是掴在团员们脸上的一记耳光。

　　柏林爱乐一位资深团员如是说：“跟一位独裁者打交道，要么全不买他的账，让你陷入纷争，要么实话实说。”这位先生承认，在许多事情上乐团是对不起卡拉扬的，弄业余室内乐团就是一例。“我们这方面做过一些大错特错的事，这不假。但他借梅耶一事威胁我们，我们要是屈服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权利(那是乐团的顶梁柱)将毁于一旦。这个乐团建于1881年，是由五十位不愿屈从于指挥和经理部门的独裁统治的团员创办起来的。他们制定了民主章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音乐总监是位有名有势的明星就放弃我们的传统。他总是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也太过份了。我们需要有一份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章程，包括选择团员、独奏家的办法等等。卡拉扬对我们说：‘你们还要什么？要不要投票决定我该怎么指挥？’舞台上没有民主，但在台下，我们至少应享有在校学生那样的民主。他拥有的权利过大，绝不能再这样了，被他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瓦格纳。”

　　詹姆斯·高尔韦在柏林爱乐演奏几年后，认为团员们是“难以对付的一帮”。他们报酬丰厚，受人羡慕，备受尊敬。作为团员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过强了。这种情形可以说不少是卡拉扬造成的。卡拉扬的老友迪克·伯特拉姆回忆说，六十年代，卡拉扬对待团员们的一些做法叫人吃惊。“外出演出，他坚持让大家住最高级酒店，还鼓励他们穿著名牌服饰。是他在帮他们充气，让他们更好地树立起个人形象。”

　　柏林爱乐也并非铁板一块，若进行民意测验，对于乐团与卡拉扬之间的争端各位团员的态度也会略有不同，对于如何解决问题也会各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事关团员权利，他们就会抱成一团。卡拉扬试图对乐团的基本结构来一次变动，团员们都忧心忡忡。如鼓乐作曲者沃纳·萨里森说：“对于新团员来讲，重要的是要听取乐团的意见，因为凡被采纳的每条意见都事关乐团的演奏特色。正如我对卡拉扬讲过的一样，他是名人。他有可能打破我们原有的体系。我们必须谨言慎行，他要这样干就师出无名了。我们还得采取一点措施以避免乐团受到损害。指挥这个身份本就易导致独裁，哪怕年轻指挥也会有此倾向。公众和批评界需要明星。但卡拉扬不合乎当今的潮流。”

　　团员们的正式代表、低音大提琴手雷纳·泽佩里茨也告诫大家必须谨慎从事。“对于富特万格勒来说，乐团就像是他的老爸，我们得把他照顾好。而卡拉扬却是乐团的老爸。如今有了麻烦，我们要一如既往，尽职尽责。我们已跟他这样一位伟大的指挥家、音乐家相处了28年，有麻烦也不过就这一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不要跟他闹翻了。我们不应该太较劲儿，要努力度过这个难关，他是位伟大的指挥家。我们得由着他点。我们既然能容忍富特万格勒的暴躁，现在为什么不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呢？”

　　第二年，形势日趋恶化。矛盾的中心仍是单簧管手梅耶的去留问题。她的一年试用期将于1984年6月届满。卡拉扬私下警告乐团说，如果梅耶被赶走，他将要“采取行动”。面对巨大的压力，梅耶(不知她是如何在这种压力下熬满一年的)终于自行退团了。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意识到续聘希望渺茫。愤怒至极的卡拉扬将自己的警告付诸行动，只是团员们事前谁也料不定他报复的具体措施是什么，直至事到临头答案方才揭晓，他取消了柏林爱乐原定参加的六月萨尔茨堡一年一度的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该系列音乐会共三场，连演三晚，分别由三位指挥家指挥。结果，马泽尔和小泽征尔所指挥的两场是按原计划由柏林爱乐演出了。而卡拉扬那场，他却自己掏腰包用飞机接来维也纳爱乐，取代了柏林爱乐登台，他甚至不惜麻烦重印了节目单。

　　对于柏林爱乐来说，这自然是最大不过的羞辱。这次事件等于是双方的公开宣战。丑闻传遍了大街小巷。“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事件”发生的几天之内，柏林参议院解除了彼得·格尔思的经理职务。格尔思愤然离去，威胁说着是侵犯合同，他要诉诸法律。一位乐团团员明显幸灾乐祸地说：“格尔思偏心，跟乐团作对，他押下赌注，认为我们会屈服于卡拉扬的权利和压力。他失算了。”卡拉扬则说：“格尔思不该发表那声明，他昏了头，要不然我会支持他的。”

　　解除格尔思职务后，柏林文化部长沃克·哈斯梅(WolkerHassemer)随即打破了沉默，要柏林市议院给乐团撑腰，他的话实为不详之兆。(卡拉扬曾说：“议院可以说声让伯恩施坦来指挥。他们有此权力，他们绝不敢这么干，不过他们有这个权力。”)“市民们已有议论，他们可不像我们这样对卡拉扬有耐心，”沃克说，“爱卡拉扬的人同样也爱乐团。他在萨尔茨堡的做法破坏了他们的婚姻。”

　　预料之中的轩然大波终于兴起了。一些德国音乐批评家提出警告，说如果卡拉扬离开，将会导致柏林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趋向乡土化。乐团也受到抨击，说他们“太自大”。一些团员作出反应，建议柏林参议院终止卡拉扬的终身合同。柏林各报每天都发布新闻简报，电视台也邀请评论家、音乐家做专题讨论，现场直播。舆论一点也不偏向卡拉扬。柏林爱乐前经理、已年届八十的沃尔夫冈·斯特雷斯曼被说服出任代理经理，这是一个好迹象。斯特雷斯曼头脑明智，年高德勋，又是卡拉扬的老熟人，他代表了乐团历史上一段快乐时光。何况他不存偏见，目光敏锐。要说到能透过谈判促成问题和平解决的话，这个人还非他莫属。

　　“乐团欠卡拉扬的情”，斯特雷斯曼在那张他熟悉的办公桌前就座，一面说道：“光说‘感激’是不够的。在指挥方面，卡拉扬是个天才，而另一方面，卡拉扬也得问问自己，用音乐作比方吧：一位小提琴家用一把走调的小提琴演奏，他的成功还维持得了多久？”

　　格尔思被解职，当期的《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印出了卡拉扬的照片。大标题是：“柏林爱乐的纷争，卡拉扬高高在上的时代结束”。报道文章的概要是：三十年来，卡拉扬和柏林爱乐演出的音乐会近1400场，灌录唱片300套。现在，这种有利的合作宣告结束，这种事情尚未有先例。

　　乐团撤回了它的信任投票作为反击。所谓撤回信任投票包含三重内容：

　　其一，作为对被取消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演出资格的反击，乐团书面通知卡拉扬，他们将不参加预定于8月24日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

　　其二，“柏林爱乐者乐团”(私立乐团)与DG公司的唱片合同于当年夏季终止，团员代表已开始与CBS(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商讨不包括卡拉扬在内的唱片灌录合同(虽是老曲重录仍会有销路，因为卡拉扬的唱片发行太多太广，虽然肯定别的公司巴不得与他合作，但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竞争)。“柏林爱乐者乐团”(BerlinPhilharmoniker)(换汤不换药的柏林爱乐BerlinPhilharmonic)本来就有权自己谈判唱片合同，但在这之前他们通常都要跟卡拉扬商量并且尊重他的意见。与CBS的合作其实策划已久，几年前CBS公司就向柏林提出邀请。现在，由于一直被视为卡拉扬接班人的马泽尔已与CBS签约，“柏林爱乐者乐团”与CBS合作的密谋就更易实现了。而CBS正是卡拉扬唯一未曾合作过的大公司。卡拉扬打出的下一张牌则是，宣称他乐于同CBS合作灌录唱片。正如卡拉扬一位合作者所指出，他这完全是一个战术性的动作。因为他明知CBS不会有兴趣(因为曲目问题)，但这是一个姿态，使他显得更占住理，更能赢得支持。1984年夏，柏林与CBS果真出了一张唱片，指挥是巴伦伯伊姆。在卡拉扬心目中，从来就不认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其三，也是对卡拉扬毁灭性的一击，是乐团威胁要撕毁跟卡拉扬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所订的中介合同。这最后的一招的确是沉重的一击。因为这意味着卡拉扬无法完成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的拍摄，而这是他将自己的的重点曲目拍成影片的首期工程，他已为此花费了大笔资金。当然，卡拉扬也可以以违反合同提出起诉，多半也能胜诉，但这样做得耗时费力，还可能引起公众反应，还不知要拖上多久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一位乐团成员说：“我们要向他证明，我们的权利、我们对乐团机构的责任不是可以出售的。人们认为他取消了我们的录唱片的生意，取消了巡回演出和音乐节的演出，我们就会因为收入减少而投降。他绝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反抗。他终于看到了我们不是闹着玩的。”

　　卡拉扬也不示弱：“他们不能说‘我们不演奏’，因为我有终身合同，而且我要坚持合同。如果说他们丢了面子，那么没有面子也得演出！”但显然他自己的处境也不妙。暗地里他在悄然而迅速地行动。他分别与维也纳爱乐和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接触，寄望于他们能帮助他完成贝多芬交响曲的影片工程。但即使这两个乐团乐意，你总不可能把另一个乐团的镜头和柏林爱乐的镜头接在一起；更何况维也纳爱乐和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均表示爱莫能助。

　　为进一步吸引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卡拉扬许诺让他们取代柏林爱乐参加将于九月份举办的柏林音乐节，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他还许诺说可以把这部作品灌成唱片，以及1985年在音乐节演出和灌录唱片方面进一步的合作。但他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已先有计划要赴苏联演出，再说乐团自身已忙得不可开交。

　　智取柏林爱乐的努力宣告失败，卡拉扬于8月14日给乐团写了封信，迈出了和解的一步：

　　国际音乐界和我们的公众都盼望《b小调弥撒》。恰好是这首曲子，它浸透了博爱和基督精神，更容易促使我们以和解的态度停止争端，重归以前的团结。

　　漫长的三十年几乎包容了我和许多团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三十年来我们能够成功而持久地合作演出，皆因我们在音乐上融合如一而且彼此尊重。最近的不愉快和过失不可能、也绝不能允许它给我们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备受世人瞩目的不断进步抹黑。因此我提议，1984年9月的柏林音乐节——作为柏林爱乐指挥，我与这个音乐节从1953年一直合作至今——期间，我们仍携手登台。至于尚未解决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可以在更平静、更客观、更宽松、更耐心的气氛之中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衷心致意

　　卡拉扬


　　1984年9月17日，《明镜》刊载一篇文章，题为《没人相信这顿饭》：“卡拉扬的信在团员中传阅时，没有谁额首称庆感恩戴德……对于卡拉扬的这些惯受呵斥的孩子们来说，巴赫的基督精神远不如大师意欲进行的‘内部清洗’的愿望事关重要……”撇开傲慢的、雄辩的基调不谈，对于整个事件而言，这封信毕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师所做出的姿态有可能为继续合作铺平道路。

　　那些密切注视是必要的，但通过多年对卡拉扬行为的观察，谁也没抱太大希望。但如此突然地，转机就这么发生了。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一些头脑较为冷静者(几位跟卡拉扬贴近的人，当然也包括斯特雷斯曼)做了工作的结果，这些人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为打破这毁灭性的僵局而努力。脑袋甚滑的斯特雷斯曼对《纽约时报》记者道：“卡拉扬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所以写了那封信。他不难看出，我们也能对他说‘不’。但现在我们只能说‘行’。可以这么说，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的大门已经敞开。”果然，9月24日在柏林音乐节上，演奏了巴赫的《b小调弥撒》，指挥是卡拉扬，演奏者是柏林爱乐。哪怕巴赫的《b小调弥撒》所需只是半个乐团，这次演出也确实是个良好的迹象。尽管《明镜》仍坚持认为，大师和乐团的关系永远不会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巴赫《b小调弥撒》的演出同时也为计划于1984年10月进行的访日演出铺平了道路。听过他们访日演出的人都激情洋溢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乐团也是元气大振。一些观察家认为，从他们在卡拉扬指挥下演奏的情形可以看出和解已是笃定之事。柏林爱乐的一位业务伙伴说：“他们重归于好，真是令人激动而又富有戏剧性。他们双方都动了感情。团员们认识到与卡拉扬作对是个失误。卡拉扬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每场音乐会你都会感觉到激动成功的演出。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乐团这方面的心绪，与其说是对卡拉扬充满了兄弟之爱，毋宁说多少带点实用主义的色彩。而卡拉扬之重掌乐团亦未见注入什么“兄弟之爱”。在卡拉扬统领乐团两年后，即1957年，保罗·穆尔曾写道：“他赢得与其说是热爱，不如说是尊重……在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演出期间，他曾作出明显努力想使气氛缓和一些，甚至和大家开开玩笑，但正如团员所说，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触角。他那闭着眼睛指挥他们的习惯，无异于他们关系的真正写照。团员们有一种不满和反感的情绪，似乎作为团员他们并未被卡拉扬放在眼里，觉得自己在卡拉扬心目中只意味着一种声音弦乐或管乐或鼓乐声而已。”



1969年8月31日，卡拉扬在卢塞恩音乐节上演奏大键琴（Keystone 提供）


　　卡拉扬说：“乐谱是我和乐队之间的隔膜，它会影响我专注于音乐本身。熟悉了谱子之后，我就尽量把所读的东西抛开，因为眼见的东西和耳听的东西是两回事。”

　　“此外，还有一个读谱，将纸上所印的音符转化为乐音的问题，这就需要大量地发挥想象。道理很简单，比如我告诉你有一座山，你就可以想象出一座山；但如果我告诉你那是座童话中的山，是绿色玻璃堆砌而成，那就意味着谱里也有许多东西，许多相关联的指令，乐音便据此诞生。所以你得有读谱并据以联想出乐音的能力。而要具备把白纸黑字的符号在你心灵深处化作情感的观念或印象的能力则决非一日之功。然后才可能指挥乐团奏出完全不同的乐音来。”

　　“我指挥时之所以不用总谱部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你不可能不停地在看谱和听音两者之间换来换去。研读完一份曲谱之后，我便会把所看的东西抛诸脑后。因为看和听是相去甚远的两码事。我有一种连贯感。一部歌剧演到中间，我基本上已预先听出了直至结尾的其余部分。这就是我之所以只有在一部作品已烂熟于心，不假思索时我才指挥它的原因。一般人在唱国歌时是不需要边唱边想的。我所掌握的作品全都熟得如同国歌。”

　　“不妨给你做个比较：你开车在陌生的地方旅游，哪儿该转弯，哪儿要过桥。旅程结束，你体验到的只是在听命行事，对沿途风光却毫无印象。另一种情况则是，驾车者对延伸在眼前的这条道路了如指掌。他要做的是根据路况掌握速度，适时地加速或减速。因为他已在这条路上行驶了三、四十趟，开起车来就像是汽车自己在跑似的。乘客们得以舒舒服服地准时到达要去的地方，一路上还能逍遥自在地欣赏风景名胜。司机甚至还有闲暇为乘客作些讲解、介绍。每个乘客抵达终点时都会对旅程留下总体印象，没有什么细节遗漏。我把这称之为和谐。”

　　有一天的下午，在维也纳乐友协会，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出《德意志安魂曲》，所给予我们的正是这样的和谐，一个老人与他的同胞勃拉姆斯以及与勃拉姆斯所写的关于告别的乐曲之间的和谐。如果说卡拉扬是驾驶员，那么勃拉姆斯就坐在乘客座上，一路哼唱的人则如同坐在后坐上，陶醉于旅行之中。这将是我永志难忘的一次旅行，这就是时代精神。

　　卡拉扬在别人问到他是如何投身自己喜爱的项目，如音乐、飞行、滑雪时，他常以猫做比喻：“留意观察猫，你会发现，除非有成功的把握，它是不会轻易扑击的。它要先审度情势，再决定出击与否。你绝不会看见它扑空。”

　　有一次，我跟卡拉扬在阿尼夫他的家附近散步。他停下来歇息，注视着“阿尼夫动物园”前面的悬崖，那儿有着几只鹰隼在翱翔。

　　“我喜欢看鸟儿翱翔”，卡拉扬说，“我喜欢它们翱翔中表现出的和谐之美。从翱翔中它们也得到了欢乐。我敢肯定，它们翱翔不仅只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得到了飞翔的乐趣。它们白天在山间盘旋，夜晚回动物园栖息，因为那儿更安全。我驾机翱翔时每当我乘风直上它们就挺恼火。他们恨我。”卡拉扬顿了顿，凝视后一笑：“我曾想过，下辈子我也许会变只鹰。”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认为有来生。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说：“我坚信无疑，根本无须讨论。我喜欢歌德有关这件事的论述：‘假如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思考，要完成，要沉思，这都得借助我的躯体。那么，既然我的躯体已跟不上我了，造物主就一定会另赐一个给我。是一定，而不是可能。’”


　　《卡拉扬传》作者对于卡拉扬的回忆

　　听到卡拉扬去世的消息，我既惊讶亦不感到意外。有段时间，我曾对他能在病痛折磨中坚持那么多年而惊叹。同时我也明白了他是如何熬过来的：靠的是顽强的意志力的支撑，而且我已开始相信他能够在同病魔和死神的较量中取胜。去年4月，在合作长达35年之后，当卡拉扬终于与柏林爱乐分手时，我就疑心他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许多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著名音乐人士都是如此，一旦退休便失去了活力。而对于卡拉扬来说，他所诀别的不仅是工作而且是与乐团的婚姻。

　　最后十年，他们的婚姻关系出现了裂痕。团员们的权力革命使卡拉扬受不了。因为他已习惯了独断专行，习惯了视团员们为儿女，如何施恩与他们得凭自己的兴致。但(凭着双方的努力)即使是在斗争明里暗里进行的时候，他们仍以音乐为重，仍不断地把最美的音乐奉献给人们。团员们追求自由之举气坏了卡拉扬，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对登山和摩托车运动的酷爱，使他年轻时曾出过几次重大事故。他不仅挺了过来，而且毫无畏惧地继续投身于潜水、滑冰、飞行、滑翔、滑雪等运动，终生未辍。54岁了他登还上了勃朗峰滑雪，对此他甚感自豪。“那是我一生中身体最棒的时候。”1983年他回顾这一壮举时对我说，还挺了挺胸脯以示强调。

　　他的车房里也总是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高速车辆。如果说精神上的打击对年轻人尚无大碍的话，对老年人却是危害甚笃的。因此，1984年他不得已接受了颈椎大手术。手术虽“成功”，但以他那样的年龄已难于完全康复。七、八十岁了，卡拉扬却还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他以他特有的、近乎蛮横的坚韧劲儿顽强学步。他游泳，忍痛长距离步行，接受推拿和康复理疗，而且拽着腿继续指挥。指挥的时间很长，他双脚如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仅用自己的双臂和躯干。看过他最后三年指挥的人都是他那承受痛苦考验的顽强毅力的见证人，因为负载着他熬过那一个个漫长的演出之夜的已不是他的双腿，而完完全全是他的意志力。

　　在这本传记出版之前我最后见过一次卡拉扬，之后就再未得到他的音信。但我一直透过在萨尔茨堡的友人了解他的情况，而情况却并不妙。我仍然一直未得到他的来信。我与卡拉扬的交往断断续续也将近有三年，但我对他的回忆仍只是一系列支离的片段，犹如未经剪辑的电影镜头。我们的关系从来未臻亲密或者说从未有过发展。卡拉扬素来对运动爱好者比较随和友好，他正是以这种态度，把我视为一名航海运动员，并开始与我交往的。此外，他赏识我为一个他也认识的人所写的传记。我敢肯定，他还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摆布，因为我不是一位音乐专家。(刚开始时，我们讨论的所要写的书是关于音乐的。)

　　我是怀着对他的音乐天才的敬意与他交往的。三年中我们相处不错，包括最后那一次会面。出于礼貌，我带上完成的书稿去与他一起浏览一遍，双方心情似乎都不轻松。终于过关后，他邀我一起驾船出海。但从头至尾并无私人感情的进展，至少从他那方面未见有发自肺腑的情谊。我们是公事公办。他总是保持警觉，想来人们与作家打交道时都是如此，不过我们每打过一次交道后，看上去他心中并没留下什么芥蒂。我懂得凡事绝不要凭想当然去办。我的办法是，每次与他会晤我都把它想成是我们的初次会面。我们的谈话是定时的，时间一到，他便拍拍膝盖到：“就这样啦，明儿见。”就这样将我打发了。

　　我多少能理解也团员们心头的滋味了。受雇帮卡拉扬组织他那条七十英尺的帆船参赛的加里·乔布森仍记得，他为大师工作时也有过同样的体会。“他会派专车来接我，在船上他对我也挺友好。但训练刚一结束，仿佛我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了似的。”一方面，这是由于卡拉扬那种完完全全的自我专注；另一方面，这是与天才人物交往势必要付出的代价。

　　卡拉扬当然是天才，在另一个方面则是，卡拉扬唱独角戏的习惯可以说已走到了他总是扮演当家人的角色。虽然足够六个人干的工作则全由他忠实的秘书萨尔茨贝格包办，但其实他谁都不信任，所有的安排(灌唱片，旅行演出，电视演出，拍电影)和合同都得由他最后定夺，一切都得由他亲自选择，从演员、独奏家、曲目、服装、影片剪辑中的取舍、直到《玫瑰骑士》里那只狗的品种和颜色。他是如此地独断专行，以至在复活节音乐节的筹备期间，有人听到节日大剧院一位对此深感头痛的官员嘀咕道：“我真惊讶，他怎么没连售票和引座的活都包了呢。”

　　据我观察，卡拉扬事无巨细全装在脑子里。我从来未见过他记过笔记或者阅过笔记本。不错，他有许多手持夹纸板的男仆，可就算是总理口袋里也总揣个记事本呀！卡拉扬却不。至于他从不在乐谱上作标记，从不带乐谱登台指挥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事了。一个人如果患有诵读困难症，则具有这么强的记忆力不为稀罕。如果卡拉扬是诵读困难症患者，那么他的粗鲁无礼、他的以人为壑的态度就更容易解释一些。

　　卡拉扬从来就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得机巧，甚至成熟也谈不上。他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天才儿童：总是疑心重重，器量狭小得惊人，骇人地冷漠，而且常常可笑地以完人自居。我第一次见到卡拉扬是在1981年，在圣特罗佩他那条名为“赫莉莎拉”的七十英尺的赛艇上。我是去为一家美国赛艇杂志执行采访任务的。就是在那时，卡拉扬跟我谈起了为他写书的可能性，说是他对我写的另一本书非常欣赏。一如他的典型做法，结果此书拖了18个月时间，经过大量的信函往来之后才得以动笔。

　　“赫莉莎拉”是一艘装饰非常复杂的赛艇，人员配备达25个。年纪、技术和时间都使卡拉扬无法参加同级别赛艇的赛事，但他喜欢驾这条船航行，常说没有哪种运动像航海这样需要这么多人同时齐心协作。他一生的体育运动中，无论航海、飞行、滑雪、滑翔、开车等都有世界顶尖高手为他效劳。

　　夏天，我对卡拉扬的采访大多在他的圣特罗佩别墅进行。我早上九点到达，等上五至十分钟，他便身着晨袍来到起居室。我们总是直入正题。我采访通常是不用录音机的，但他坚持要用，有录音机在一旁转动似乎更使他感到安心。到下午他便去航行，而且常邀我同往。船员们会把“赫莉莎拉”泊在他宅前的海湾里，然后划橡皮艇来接他上船。1982年，我随他参加了一次从法国土伦至意大利圣雷莫的航赛(后来我们赢得了比赛)，海上几乎无风，待在船上又热又不舒服。大部分赛程中，卡拉扬都只穿一件泳衣，但他过得非常开心。不驾船也不想打盹时，他便坐在船尾讲故事和笑话跟船员们逗乐。有时则翻阅各种各样的船用电子设备手册。机械和电子装置总是那么令他着迷。

　　因为我也是个航海者，卡拉扬常把我拉入他的运动拼搏中去，确确实实的拼搏。卡拉扬从事运动不是闹着玩的，而是在工作。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要完美，不论是在指挥台上还是在赛艇、汽车或飞机的驾驶座上。完美就是他的快乐。不管是在驶船、开车还是开飞机，他都是专心一致，颚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不允许谁来分心。

　　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也同样自豪，在同他一道飞行之前，我听说那会是吓人的体验。其实却恰恰相反。卡拉扬是位挺棒的飞行员。有回我坐他的飞机，他曾以令人赞赏的技术在变化不定的侧风中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慕尼黑机场。他最为骄傲的是他那架“德索尔德”喷气飞机，以及在这架飞机的制造厂接受的两个星期高难度训练。“他们半夜三更把我叫起来，把我塞上飞机，然后要我在一片黑暗中将它降落在跑道上。”

　　最让卡拉扬自豪的还数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他认为音乐方面的成就与他的才能相符，乃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早在意料之中。但他最乐意的是与体育运动者为伍。令他自豪的还有他的运动装备。他的飞机具有战斗机的特点，他说，他认为他的汽车和船也是最好的，不过言外之意是：因为是他所拥有的，所以它们成为最好的。乘过他的喷气飞机约莫一年后，我又乘他开的直升机从阿尼夫去慕尼黑。他已接受了几个月驾驶直升机的训练，经历了掌握新技术和原有自信心之间困难的协调过程。此次飞行是他去德国北部的汉诺威接受颈椎手术。自己开飞机送自己上医院，这时他觉得特别开心。手术后，他的步履减慢了，但还不至于足以中断他的驾车运动。

　　在他阿尼夫家中，他把地下室装备成了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剪辑室。他正着手把他的核心曲目重制唱片(其中一些已是第五次重录)和拍成十六毫米影片的工作(包括勃拉姆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这项进程无异于是一次如何进行自我扩张的研究。如果一部交响曲影片长四十五分钟，则其中四十一分钟都是卡拉扬的特写镜头。他要画面上尽量少出现演奏者，尽量多地展示他自己。“巴松管是一件形象丑陋的乐器，”他一面这么说，一面剪掉它。“那个团员实在难看，咱们别看他”，他笑着说道。

　　当被问及何能忍受这样一项张扬极端自我主义的工作时，卡拉扬的影片编辑鲁尼耸耸肩，说为艺术纪念碑而工作比为商业影片工作好。此话不无道理。我相信这些影片对学指挥的学生会有价值的。

　　我特别记得清楚的是那一天，在维也纳“爱乐之友”看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排练，准备为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灌录唱片。就在排练即将结束之时，卡拉扬悄声告诉我说，他很快就要接受颈椎手术了。当时仅有几个人知道，我们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多年来他一直拒绝接受这个迟早得做的手术。我们都明白，以他现在的年龄，这对他将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甚至有生命危险。几番分部排练后，卡拉扬决定通奏全曲。录音机被打开了。它可真够幸运，《德意志安魂曲》未作任何停顿地从头演奏至尾。我们这些有幸在场欣赏的人被音乐深深地陶醉了，一个个凝神屏息，仿佛在座位上生了根。演奏结束，厅内一片沉默，卡拉扬放下指挥棒，径自走了。

　　更难忘的当然要数那一天，在圣特罗佩，我坐在那儿，紧张地看着大师一页一页地翻阅我的书稿，看着编辑审阅自己的稿子就已够难熬的了，面对自己作品的描写对象更是如坐针毡。卡拉扬尽可能避免我们之间发生对抗，因为他讨厌对抗。通过一位第三者告诉我，卡拉扬对书中的一些章节很生气。他要求这些章节必须修改。他希望以书面交换意见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要求跟他面谈，他同意了。

　　卡拉扬照样穿着晨衣。我们的会议也照例从早上九点钟开始。他坐在桌子那头，各人面对一本书稿。他开始翻动书稿，逐页地看得挺细。他认为对他的第三任太太艾莉塔描述太少，对此他不太高兴。他不高兴我引用了乐评家们对他的音乐作的评语。他指出他的唱片累计销量达一亿张，难道这还不足以让那些笨蛋闭嘴吗？他坚持说他加入纳粹是在1935年，而不是如我的调查结论所说的1933年。

　　我告诉他不能修改，尽管他一口咬定他加入纳粹党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职业：他所谓上帝赋予他的创造音乐的使命。但我认为一个事实是明摆着的：他是希特勒的崇拜者，而且他对希特勒意志力的崇拜仍会坚持，无论什么都无法使之改变。卡拉扬的固执也包括他的哲学思想。他宁可被枪毙也不会为自己所做之事道歉。但他却要求把他的入党日期改掉。

　　卡拉扬曾开车带我去过希特勒的最后堡垒“鹰巢”。他指着被盟军炸弹夷平的地堡废墟说：“没有为他立碑。”声音里充满怅惘。

　　四个小时过去了，书稿终于翻过了最后一页。他已意识到我不会修改书中批评性的内容。但他既没有表现出怒火，也没发脾气，也没提高嗓门。“得了，总算完了，”他说，“下午我们要去航行，你去么？”我说好。

　　下午我又去卡拉扬的别墅，橡皮艇来接人了，但只是接我，没有卡拉扬。他们说卡拉扬身体不舒服。在约莫一个钟头的时间里，船长驾着“赫莉莎拉”号在一个小小范围内游弋，始终不离开卡拉扬卧室那扇临海窗户的视野。我们转帆换向，让那面巨大的彩色三角帆时升时降，驾船在海上疾行如飞。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大师那注视着我们的批评的目光。我们知道，第二天他将会确切地为我们指出错误之处。

卡拉扬的黑白瞬间